《扁鹊见蔡桓公》的时代性放谈

湖南永州八中　周志恩

对富有教育价值、激励作用或警示作用的文章，人们常常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予以评价。“现实意义”，换种说法即是“时代性”。老教师常遇有这种情况，几十年前自己做学生时学习某篇课文，老师说该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即以当时的眼光看具有那时代的“时代性”，几十年之后自己再教那同一篇课文，仍然觉得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即以现今的眼光看具有现时代的“时代性”。可见某些文章的时代性是不因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变迁而改变的。所谓文章的时代性（现实意义），是指文章准确反映了民族文化精神的主流现实，准确表达出人们现实的心理需求，有利于人们校正现实思想行为准则与价值观念，振奋精神，积极进取，有利于人们珍爱生活、完善自身、创造美好未来。

在谈《扁鹊见蔡桓公》的时代性之前，有必要先从整体上把握其写作内容。本文写的是扁鹊为桓公诊病而桓公拒绝医治的故事。文中的扁鹊是一位富有洞察力和预见力的高明的医生。他第一次晋见桓公，经过“立有间”的观察，判断桓公“有疾在腠理”，并预见“不治将恐深”。第二次、第三次见到桓公时，洞察到桓公之疾分别在“肌肤”、“肠胃”，并预见到“不治将益深”。第四次见到桓公时，洞察到桓公之疾在“骨髓”，预见到“无奈何也”，因而掉头便跑，很快逃往秦国避祸去了。文中的蔡桓公则是一位刚愎自用、妄自尊大、讳疾忌医的人。扁鹊初次到来，经过一番观察说“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时，桓公不是说“我这病小意思，无大碍，用不着治”，而是采取断然否定的态度，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病。他不仅态度冷漠地回绝扁鹊“寡人无疾”，而且在扁鹊离开之后洋洋自得地对身边的大臣与侍从说：“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言下之意是我对你扁鹊的图谋与伎俩清楚得很，我不会让你得逞的，你休想在我这里捞到好处。言语中充满对扁鹊的轻蔑与讥讽。扁鹊接下去的两次晋见，指出桓公的病情已不断加深时，桓公均是“不应”、“不悦”，对扁鹊不加理睬，明显表示出拒绝、反感与厌烦。正由于桓公刚愎自用，不肯承认自己有病，拒绝医治，导致病情不断加剧，等到病入“骨髓”时，神医扁鹊也“无奈何也”，桓公遂一命呜呼了。

文中的桓公是一个反面教材。他不肯承认自己有病，不愿接受治疗，最终病死的悲剧性命运警示人们，切不可掩饰自己的缺点错误，掩饰自己的缺点错误的行为有着多么严重的危害。可以说，本文对人们有着现实的教育意义，具有深刻的时代性。

文章的时代性，既可以从正面体现，也可以从侧面体现。所谓正面体现，是指通过讴歌真善美，正面激励人们如何扬善，使人们懂得什么是该肯定、颂扬的。所谓侧面体现，是指通过鞭挞假恶丑，侧面警示人们如何弃恶，使人们懂得什么是该否定、批判的。本文的时代性正是从侧面体现出来的。它借桓公的悲剧从侧面警示人们，不能像蔡桓公那样“讳疾忌医”，那样是没有出路的。它深刻地启示人们要避免重蹈蔡桓公的覆辙，就应吸取其教训，一定要敢于承认自身的缺点错误，勇于接受批评，彻底改正，只有这样，才能避祸全身，获得新生和发展。无论何时何地，《扁鹊见蔡桓公》一文对任何个人均具有这种警示教育的现实意义。而这种现实意义正表明本文的时代性具有历史的久远性。

其实，蔡桓公“讳疾忌医”而身死的悲剧发生有众多原因的。抛开桓公本身刚愎自用、妄自尊大、讳疾忌医的根本原因，我们能否从扁鹊身上找到一些原因，得到一些启示呢？

扁鹊能够准确判断出桓公病情发展的四个阶段（腠理、肌肤、肠胃、骨髓），能够针对不同阶段的病情说出各种相应的救治措施（汤烫、针石、火齐），表明他是精通医术的。然而，他终竟没能有机会救治桓公，眼睁睁地看着桓公病入“骨髓”而身亡。在这里，我们注意到，扁鹊每次见到桓公时，只说了桓公的病发部位，而没有说出相应的救治方法，更没有指出病情发展的趋势与最终的危害性。在桓公病入“骨髓”，到了“司命之所属”的不可救药阶段，他仍然只字未说整个病情的几个阶段与相应的救治方法，以及最终的危害。只是在桓公派人打探其第四次晋见、掉头便跑的原因时，他才如此这番，和盘托出。只可惜，此时对救治桓公性命来说为时已晚。“体痛”之时才“使人索扁鹊”的桓公虽不甘心病死但“无奈何也”。

试想，假如扁鹊能在一开始就将桓公之病可能发展的几个阶段与相应的救治方法，不及时救治会导致的严重后果都告诉桓公，还会有这样的结局吗？从桓公“体痛”后“使人索扁鹊”的举动中可以看出，桓公有强烈的求生欲望，他多么不愿病死啊，只是他不知道讳疾忌医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因此可以说，对于桓公的身死，扁鹊负有失职之过。扁鹊本可以结合实际病例宣讲道理，使桓公早一点懂得不配合医生治疗的最终危害，也可以采取各种措施加以预防，但他没有这样做。

扁鹊的失职对我们是一个警示，一个教训。我们的青少年学生若沉湎于电子游戏、泡网吧、看黄色录像与黄色书刊等，他们便成了现代的“桓公”，有“病”在身了。那么，我们教师、家长、社会人士作为“扁鹊”该如何承担起救治之责呢？我们不能像扁鹊那样有失职行为，而必须采取防治结合的办法。防，一方面要形成网络，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加大对危害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的行为（如有奖电游、制黄贩黄等）的打击力度，一方面要对青少年学生讲清黄毒的危害，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其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增强其免疫力。同时应从各方面关心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一旦发现青少年学生身上的“病”情，应予以及时的积极的疗治。这是我们从扁鹊身上应该得到的在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思想教育方面的启示。毕竟，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思想教育是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国家的前途、民族的未来，对青少年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

桓公“讳疾忌医”而身死，他身边的“大臣与侍从”有没有责任呢？显然，他们跟随在桓公身边，对桓公病情的蛛丝蚂迹不可能没有察觉，但他们为何始终没能加以提醒与规劝呢？推究起来，最为根本的是他们为了个人的私利，曲意迎合桓公，投桓公所好，讨桓公欢心。因为只有这样，桓公才能对他们恩宠有加，赏识信任，他们也因此才能保职位，享荣华。他们的行为滋长了桓公的妄自尊大、刚愎自用的性格，助长了桓公一言堂、家长制作风。正是桓公身边的“大臣与侍从” 出于一已私欲，丢掉原则昧心地捞取官职与恩宠，才促使桓公在讳疾忌医的错误泥潭里越陷越深，最终导致桓公身死。他们的行为难道不是腐败行为？他们的思想意识难道不是腐败行为产生的温床？反腐败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注重的，是世界各国政府所提倡的，在今天更有现实的必要性。如果说各级各类领导干部中的腐败分子是“桓公”，那么 “桓公”身边的这些“大臣与侍从”们对促成其腐败行为负有不可推卸之责。惩治“桓公”这样的腐败分子的同时，理该相应惩治围绕在他身边的人。因为“桓公”们一步步滑向犯罪的深渊，“病”入“骨髓”而无药可救，给党的事业带来重大损失，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其身边的“大臣与侍从”们很可能是同类，是怂恿者、参与者，至少未能承担起监督之责，未加提醒、归劝与检举。这样一说，也许会有“大臣与侍从”们为自己叫屈，因为“桓公”们的权力太大，自己无力干涉。那么，我们有必要健全各种监督机制，加强民主建设，建立“桓公”们的定期“体检”制度，对其德、能、勤、绩定期进行民主测评，对其财产收支定期审计。这样，“桓公”们便有可能免除“病”入“骨髓”之忧。“桓公”们身边的工作人员有了监督的义务与权力，有了制度上的制约，自然就免掉了其私欲膨胀的可能性。只要他们敢于挺直腰杆，自觉承担起对“桓公”们的监督之责，对“桓公”们的越轨行为及时加以提醒、规劝、检举，以引起各方面的警觉，遏制其“病”情的发展。这样，即使“桓公”们“病”入“骨髓”而身死，他们也不会受牵连而遭惩处。大大小小的“桓公”们周身无“疾”，或者有“疾”能够得到及时救治。这便是我们反腐败的最终目的。果能如此，则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人民之幸。从“桓公”身边的“大臣与侍从”的角度看，本文具有更为深刻的时代性。它启示人们，无论一个集体，一个国家，都应健全监督机制、加强民主建设、净化社会环境，使各种“病”情失掉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

《扁鹊见蔡桓公》的时代性，尽管是从侧面体现出来的，却是极其深刻的。总的看起来，其时代性有丰富的内涵。从“桓公”的角度说，它给人们的启示是：切不可掩饰自己的缺点错误，要虚心接受批评，勇于改正缺点错误。为此，人们应加强自身思想修养，培养自己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宽阔胸怀。从“扁鹊”的角度说，它启示人们：杜绝犯罪应采取防治结合的办法，预防是主要的，宣讲道理要深入人心，提高人们的思想免疫力才是最根本的。一旦发现“病”情，疗治要及时，措施要得力。从“桓公”身边的“大臣与侍从”的角度说，它启示人们：杜绝犯罪还应从客观上健全监督机制，加强民主建设，净化社会环境，保障人民能自觉承担监督的义务，有效地行使监督的权力。《扁鹊见蔡桓公》的现实意义不仅适于过去，同样适于现在、将来，不仅适于个人，同样适于集体、国家。它的时代性不仅具有历史的久远性，而且具有层面的广阔性与内涵的丰富性。